原本以為即將平息的新冠疫情，近日在北京又卷土重來，驚醒城市中開始享受長夏的人們。
如瓊·貝克韋爾所說，“城市生活阻礙你感受季節(jié)，而步行恢復了你的感知。”被囚禁了冬春兩季的雙腳原本在夏日得到釋放，積極投入“復活”的市井生活中：菜場閑逛、公園散步、近郊遠足……如今卻要被再次禁足，陷于無形的柵欄之中，繼續(xù)和這個夏天保持著一層口罩的距離。
如果沒有這次漫長的疫情，我們也許很難會意識到“出門走走”竟也會是一種奢望。遠程辦公、交通停擺、街道封鎖……再次加深了原子化社會里人和人、人和城市，甚至是人和自身之間的間隙，當然，與此同時，這種特別的“封鎖時光”也給予了我們反思的空間。
長期囿于有限的活動范圍內(nèi)，譬如在家工作，并非一種健康的現(xiàn)代隱居方式，人反倒會因為物理環(huán)境和心理環(huán)境的雙重擠壓而導致身心紊亂。畢竟，即便是可以久伏案頭的狄更斯，也不禁吶喊“我無法表達我是多么需要它們（街道）……我可以一兩周內(nèi)在一個僻靜的地方大量地寫作……然后在倫敦呆上一天，又可以重新如此工作。但如果沒有那盞神燈，日復一日地寫作將是莫大的勞苦?！?span style="color: #A8A8A8; font-size: 12px;">（《發(fā)達資本主義的抒情詩人》）
我們需要直接地和自己所在的城市發(fā)生關系，以及一定程度的社交聯(lián)結(jié)。而“行走”，就像是一條條由人形成的河流，本該以另一種交通網(wǎng)絡的形式流入城市，模糊種種有形或無形的邊界，讓干澀的城市保有水分。
我們?yōu)槭裁磿释呱辖诸^，和城市以及他人發(fā)生交流？不妨通過“行走”的歷史，來看看人和人邊界是如何存在，又怎樣被試圖打破的。
撰文 | 林翠羽
1
城市中的行走，
在歷史上并不總是體面而愜意的
城市中的行走，在歷史上并不總是體面而愜意的。
在18世紀初的英國，徒步出行仍被視為底層民眾的象征，“只有徒步的‘攔路賊’—— 貧民、乞丐、流浪漢和更普遍的窮人——才會走路?！卑殡S著經(jīng)濟轉(zhuǎn)型、道路系統(tǒng)的改善，行走（當然，更多是指花園漫步一類的貴族休閑方式）慢慢蛻變成為新中產(chǎn)階級時髦的休閑方式。此后，伴隨著文學浪漫主義、環(huán)保主義運動等的興起，行走的概念變得愈加豐富，當它落入文學、宗教、文化地理學等不同領域，也就產(chǎn)生了諸多變形：城市漫游、朝圣、徒步等。
《行走的歷史》， [美] 查德·布萊恩特 / [英]亞瑟·伯恩斯 / [英]保羅·雷德曼 編， 張源 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0年5月
《行走的歷史（1800-1914）》一書指出了行走的歷史演化。在“行走和勞動”一章中，作者伊麗莎白·科金·沃馬克通過分析亨利·梅修的論文《倫敦勞工和倫敦窮人》，將我們推向“行走”的最初幾個原型之一——作為勞動的行走。
“實際上，如果勞動者不一步步地走，許多職業(yè)過去和現(xiàn)在都是不可能的?！?span style="color: #A8A8A8; font-size: 12px;">（《行走的歷史（1800-1914）》前言）對于街頭小販而言，行走是“為了賣出貨物，我們必須走得更遠?！彼M一步區(qū)別了勞動行走與閑散行走，“在《倫敦勞工》中，‘行走’基本都是表示勞動，‘徒步’或‘慢吞吞地走’或‘轉(zhuǎn)一圈’可能表示勞有所值?！?/p>
伊麗莎白還引用了亨利·梅修在《倫敦勞工和倫敦窮人》中記述的一個小故事，賣豆瓣菜的8歲小姑娘每天在倫敦走街串巷，一天要走9到10英里，卻不知道這個城市有公園。“公園！在哪兒？”女孩驚訝地問道。阻礙女孩進入公園的不僅是超額的勞動時間，也許還有社會身份。
對于真正靠行走謀生的人來說，它不是閑散行走者眼中浪漫化后的漫游，而是真正的流浪。更直接的區(qū)別在于，勞動行走者的行走時間，即是他們的工作時間；而閑散行走者的行走時間，是他們工作之外的時間。
2
你我擁有一個共同的身份：
“人群中的人”
在當今社會，公共場合的空間阻礙已基本消弭，城市的包容性遠超過去的兩個世紀。在這里，階級差別、社會身份似乎被模糊化，我們暫時投入到相似的行為中：散步、眺望湖景等。而行走，更取消了交通工具附加于人的身份標簽，將我們還原至兩條腿的動物。本來彼此疏離的城市人，甚至因此擁有了靜默的親密感，你我擁有了一個共同的身份：“人群中的人”（波德萊爾語）。
“行走”可以打破人與人之間的界限，但在消除邊界的過程中，碰上了更隱秘牢固的邊界。不過，正是這種渴望模糊邊界、跨越邊界的張力，構(gòu)成了波德萊爾之“城市漫游”、梭羅之“對野性的征服”……也構(gòu)成這些老舊卻仍然時髦的問題最有魅力的因素之一。
行走折射的階級差別從未消失，也在另一些細節(jié)里悄然顯現(xiàn)。行走的姿態(tài)、速度，若有若無地傳遞出關于個人身份的信號。拾荒者在街頭行走的時候，會更愿意貼著墻壁，帶著一點傾斜或搖晃的姿態(tài)前行，且盡量與迎面走來的人的視線避開，他們和周遭的一切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似乎并未完全融入。而典型的在通勤路上的白領則要顯得自信一些，即便是匆忙的步伐，也是以一種更有力的方式行動著，他們對周遭的事物相對顯得更有掌控力一些。
對于“城市漫游”的追隨者們、閑散的行走者來說，走在街頭猶如在翻閱一本書，可以很快地捕捉到最生動的眾生碎片。“他那逍遙放浪的個性是他對把人分成各種專業(yè)的勞動分工的抗議”（《發(fā)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波德萊爾迷戀行走街頭的感覺，仿佛通過自由的行走消除了有形的地理邊界，也就在某種程度上消除了無形的心理邊界。
我們不得不承認，城市漫游的快感有一部分即來自于這種快速建立又快速取消關系的過程。串入某條街巷，短暫地進入某個陌生人的生活側(cè)影里，卻不用為他的生活真正負責。
如黃燦然的這首詩《他我》：
凌晨我經(jīng)過天后地鐵站附近的巴士站，
看見一個像我的男人，
坐在路邊花圃的石沿上等巴士，
他年紀跟我差不多，戴著跟我相似的眼鏡，
留著像我這樣的胡茬，頭發(fā)比我黑
但可能是在黑暗中的緣故；他正在抽煙，
那姿態(tài)也跟我一樣。我能感到，他剛才
一直在觀察路過的行人，抬頭看星星，
想些神秘的事情，因為他臉上
還留著剛才的狀態(tài)的痕跡。我還能感到
在我發(fā)現(xiàn)他之前，他已先發(fā)現(xiàn)我，
并把目光移開，裝作不知道我，
但注意力還集中在我這兒，
眼睛在閃爍。
城市行走在某種程度上打開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暗道，又將之閉合，人們之間既彼此吸引，又只能停駐在一次次交錯的凝視中。這種渴望觸碰卻無法真正建立關系的過程，就是城市生活里閃動的“冷漠里的一點點熱意”。所以，也就更能理解魯迅所言是何種誠懇的“冷漠”：“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我只覺得他們吵鬧”。
3
行走的速度，
與個人的秩序
在閑散行走者的眼中，除了對社會邊界的挑戰(zhàn)，“行走”還扮演著另一個角色——對城市時間的反抗。
在瓦爾特·本雅明筆下，生活在19世紀的波德萊爾積極地投入城市生活，又以精妙的方式否定它既有的秩序，反抗城市生活對個人的規(guī)訓。他以自身為樣本向我們示范了在現(xiàn)代都市如何通過“行走”進行隱秘的反抗，建立自我的秩序。
對于波德萊爾而言，城市漫游是建立個人時間的一種方式，“在街頭，他把時間用來在眾人面前顯示其閑暇懶散，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痹趶娬{(diào)產(chǎn)出有效時間的資本社會里，波德萊爾通過非勞作的漫游“浪費時間”，書寫城市里的種種側(cè)面。
《發(fā)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論波德萊爾》， [德] 瓦爾特·本雅明 著 ，張旭東 / 魏文生 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出版社， 2007年4月
而對于我們而言，如今仍然生活在勞作時間大大超過閑散時間的社會里，這種渴望通過閑散行走對抗城市時間的傳統(tǒng)依然存在。回顧一個都市白領典型的一天，大部分時候其實都是坐在椅子上，或者等到夜晚直接躺在床上，雙腳幾乎一直被囚禁在有限的范圍內(nèi)，而個人時間和個人價值也就相應地被劃定在勞作范圍內(nèi)，散步、外出、遠足都成為我們對機械時間的反抗。
木心在散文《明天不散步了》中寫到，自己是“一個散步也會迷路的人，我明知生命是什么，是時時刻刻不知如何是好?！比缃?，我們可能是時時刻刻都太知道如何是好，時間以一種隱秘，但也更強勢的方式嵌入我們的生活，如同一張隱形的巨網(wǎng)，無論你怎樣抬腳，最后還是落入網(wǎng)眼。
而迷路和發(fā)呆一樣，在生活中出現(xiàn)的頻率越來越低。各種地圖APP、電話將你固定在巨網(wǎng)中，即便關掉手機、鬧鐘，心中似乎仍有一臺時鐘在不懈、精準地運轉(zhuǎn)著，提醒著我們一系列待辦事項和下一個目的地。
本雅明在《經(jīng)驗與貧乏》里揭示，我們“繁榮”的經(jīng)驗其實是貧乏的，時間疊加、經(jīng)濟膨脹以及那些五花八門的娛樂方式，其實“并非真正的復興，而是一種遮掩?！倍敖?jīng)驗貧乏——這并不意味著人們似乎渴望新經(jīng)驗，不，他們試圖從經(jīng)驗中解放出來，他們渴望一種能夠純潔明確地表現(xiàn)他們的外在以及內(nèi)在的貧乏環(huán)境，以便從中產(chǎn)生真正的事物?！蔽覀兛释俅巍懊月贰?，是渴望遭遇真正從自我生發(fā)的經(jīng)驗，為自己嚴絲合縫的生活留有意外的可能，詩人孫磊在《取向》一詩中寫，“夏天去散步，是去等一次愛。去違背。去歪曲這一生?！边@是渴望建立自我敘事下的時間，讓自己不僅僅活在單一的時間標準下。
個人時間相對于外部時間，是否就是緩慢的呢？也并非如此。以兩位詩人為例，在蘭波和羅伯特·瓦爾澤的行走中，我們可以看見另外兩種時間速度。
在《論行走》一書中，作者將蘭波的行走比喻為“出走的憤怒”，行走時的蘭波固執(zhí)卻又充滿激情。他在短短二十五年的人生中，始終以一種急迫的狀態(tài)穿行在各個城市之間，無休止地尋找可以刺激他感官的事物，“行走其實是一種憤怒的表達和一次虛空的決定。”而這種急迫的狀態(tài)和加速的時間，也反映在他超速熱烈的詩歌文本中。
《論行走》，[法]弗雷德里克·格魯 著，楊亦雨 譯，新經(jīng)典文化丨南海出版公司， 2019年8月
而對于另一位詩人羅伯特·瓦爾澤而言，行走并非是讓時間加速或減緩的過程，也并非是為了獲取某種意義。羅伯特·瓦爾澤患有精神分裂癥，老年時住進精神病院，并逐漸失去寫作能力，不過仍保留著二十幾年來的散步習慣。“他在不同精神病院度過四分之一世紀，其間他的寫作枯竭了。他的主要消遣是長時間在鄉(xiāng)村散步──像他在那里凍死的鄉(xiāng)村?！?span style="color: #A8A8A8; font-size: 12px;">（庫切評論瓦爾澤）
對于瓦爾澤來說，散步更像是一種無意識的重復行動，如同雪地里被反復重疊的車轍，是對失去寫作能力的生活的靜默回應，但也在某種程度上否定附加于時間的外部意義，更接近了時間的本質(zhì)——虛空。“散步在瓦爾澤的生命中的重要程度遠遠超過文學創(chuàng)作，他的一生可以用“散步”兩個字來概括?！?span style="color: #A8A8A8; font-size: 12px;">（范捷平語）
由此可見，即便是區(qū)別于“勞動行走”的“閑散行走”，它的速度也是因人而異的，有加速、勻速、甚至是停滯，而并非局限于“緩慢”這一種速度。如果行走可以為我們帶來建立個人秩序的可能，我們所要追求的應該是擁有個人化行走自由的權(quán)利，更大程度地控制從實際意義到精神意義上的行走速度、范圍和時間。
4
還是要回到街頭
疫情當下，我們自由行走的權(quán)利被病毒所侵蝕。長時間被困于房間里的人，加強了在其他緯度上的“行走”：精神行走——閱讀、云音樂會；情感行走——線上視頻通話……我們擁有著數(shù)不盡的宅家休閑方式，甚至開始體會到蟄居生活的妙處，仿佛不再受限于不能出門這件事。
不過，腦部活動永遠無法替代雙腳行走帶來的愉悅。尼采說：“如果一個作者是在弓著背、長時間久坐、獨自面對著墨水瓶、埋首紙頁的情況下獲得想法的話，我們定能一眼看出……由于長期伏案，作者對腸道進行著長期壓迫，我們似乎可以透過這番景象，感受到稀薄的空氣、低矮的頂棚和局促的空間?！?span style="color: #A8A8A8; font-size: 12px;">（《論行走》）
對于大多數(shù)中國都市人來說，我們既無法忍受格子間里長時間的“無行走”狀態(tài)，也不能直接獲得完全行走自由的生活。這構(gòu)成了當代大都市生活的尷尬。適宜行走的街道便成了中間地帶，用以緩沖生活節(jié)奏。
當你沿著城市的街區(qū)走，感覺輕輕地掃過城市的皮膚，以肉身直接觸碰它的肌理，對一座城市的親密感與愉悅感油然而生。這也是為何街頭文化愈豐富，道路規(guī)劃愈人性化的城市，可以讓人更快與之建立心理聯(lián)系。在北京街頭復活的小吃攤，就是被塑料薄膜包裹起來的城市被扎出來的幾個氣孔，使人久違地聞到了俗世的氣息。
也許正因為這場疫情，我們猛然意識到，即便在網(wǎng)絡發(fā)達、宅文化盛行的時代，我們的身體仍呼喚著行走，我們的雙腳仍需要踏入真實的生活。
本文為獨家原創(chuàng)內(nèi)容。作者：劉翠羽；編輯：木子。校對：危卓。封面素材來自電影《夜以繼日》（2018）劇照。
